99公益日越来越有真正的节日气氛。尤其是从今天开始，因为连续三天，腾讯公益平台上都有企业配捐，你捐出10元，最终可能不止10元，最多可以到20元，在朋友圈，看到很多人在为各种项目筹款。

   一个成都本地公益项目“成都书语”的募捐活动，身份是“一起捐”伙伴儿。其实，就是把自己的照片做到公益海报上，成为“代言人”，不但自己捐款，也可以作为一个“支点”，带动更多人来捐。

  募集的款项会用来购买童书，放在成都各处的“故事小屋”里，家长可以借阅。故事小屋也是一个可以一起读书的地方，很多家长从借书开始，发展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，从受益者变成奉献者。

   把自己的名字和照片都做到海报里，有一种风险：如果这个项目不可靠，最终自己也会名誉受损。因此，在过去几年，我对这个项目密切关注。其实，这个关注有一点多余，科技的发展，已经对公益项目形成很强的“自约束”，他们花的每一分钱，都要公开。

   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“互联网公益”。它是一种新型的公益形式，通过平台机制，把愿意出钱的企业和个人以及需要帮助的人链接在一起。一个“全民公益”的时代，即将到来。

   2008年汶川地震，被行业内人士认为“中国公益元年”。在那之前，人们当然也在做好事帮助别人，但是地震后的捐款、捐物和社会参与，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公益事业的巨大潜力。大部分中国家庭，开始有余力帮助他人，而参与度最高的就是年轻人，从90后到00后，年轻一代普遍重视参与公益事业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伴随着这个过程的，是专业公益机构的出现。过去，人们更习惯的是捡到钱捐给警察叔叔，或是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和募捐活动，而现在，专业公益机构的出现，向我们呈现出更多的社会面向。过去，除了灾难造成的困难人群，需要帮助的普通人很难呈现在公众面前，现在我们发现，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帮助：乡村孤独老人，没有书看的儿童，偏远地区没有卫生巾的女生，乃至需要助听器的失聪者，这些都有专门的公益项目。

   去年，一个捐献AED的项目，募集的款项会购买AED放在重庆的地铁站里。这样的项目，已经不是“帮助困难群众”，而是构建更安全美好的生活。但是，由于政府财政预算不足，目前还没有能力顾及到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的AED设施，而公益组织的参与，部分弥补了这个短板。

   在这个过程中，企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科技巨头们可以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公益平台，而像凤凰网这样的媒体平台，不但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报道和监督，自己也有专项公益基金，有三个儿童方向的公益项目。

   “全民公益”时代，最大的进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参与。比如，今年99公益日，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捐“小红花”，人们可以把每天走的步数折算成小红花，而募捐到一定数量的小红花，就可以启动一个项目，帮1000名乡村儿童实现看博物馆的梦想或者其他。而在一些众筹平台上，人们也可以给没有钱看病的普通人捐款。每个人只要奉献一点点，就足以帮另一个人改变命运。在过去这可能是一个口号和理想，如今正在变为现实。

      最重要的是，做公益开始成为普通人追求的“生活方式”。一个例证是，一位高中生的家长联系到我，说小朋友要参加公益活动，咨询如何发起自己的公益项目。很明显，一个高中生想参加公益，是想帮助别人，而家长也认为，这样的行为是个人成长的一部分，是一个有价值的“标签”，或许和获得一个奖状同样重要，在申请读大学时会有所帮助。

   这说明，我们已经普遍认可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，是一项重要的人生价值。90后、00后们投身公益的热情，和我们这些70后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不同。

   年轻人更坦诚，也更主动，有着更开阔的视野，在地震、洪灾和疫情中，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参与的身影，他们甚至并不讳言，这是“社会资历”。而对70后和更早世代的人来说，更熟悉的观念是“做好事不留名”。

   我们小时候写的作文里面，一个典型的场景是，自己主动做好事，受帮扶的对象表示感谢，非要问我们的名字，我们会自豪地挺起胸膛，说一声“我叫雷锋”或者“我叫红领巾”——个人做好事，最终要淡化个人色彩，强调一种集体身份。

   2008年后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是，人们做好事是要留名的。虽然捐款也有匿名选项，但是更多人会选择亮出自己的名字。这不是爱慕虚荣，而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表现，在更深层意义上，这是我们“健全人格”的努力。

  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“个人”，取决于我们一路走来做了哪些事，投身于怎样的事业。

 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理解了很多朋友把自己照片、名字弄进海报里的做法：公益就要亮出来，因为公共性，本身就需要人们投入真实的自我，这样才能促进“社会资本”的发育，增加一个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互信。